1938年12月19日，来自1、2、5、8战区以及冀察、苏鲁战区的184位师以上的高级将领齐聚陕西省武功县，参加武汉会战后的第二次战后检讨会议。这场会议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在抗战中的一次重要反思与总结。然而，这场检讨会之所以要分两次举行，且分别在不同地点举办，实际上反映了会议规模的庞大以及中国的地理条件使得集中所有将领变得困难重重。
在1938年11月末，蒋中正已经先行将第3、第9战区的将领们召集到南岳衡山举行了战后检讨会议，会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蒋中正决定乘势而为，再次召开一次面向长江以北地区将领的战后检讨会议。令人意外的是，蒋中正并没有选择西安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而是将会议地点定在了武功县。这一决策中有着深远的寓意，尤其是中国传统中有“文治武功”的说法，选择在武功县召开会议，似乎是希望借此讨个吉利的寓意，象征着国家的振兴与强盛。
原定会议于12月18日晚8时召开，然而蒋中正并未如期到达。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天气原因，但所有人心里明白，天气不过是一个借口。其实，蒋中正的行踪一向被严格保密，这样的延迟并非简单的推迟，更涉及到某些更为敏感的安排。此时，会场发生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件。就在何应钦代表蒋中正致辞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宣传品事件，试图通过一些小道消息诋毁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事发后，这一事件很快被揭露，幕后指使人、即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被立即扣押。这起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使得此次会议的氛围变得复杂。
展开剩余69%至今，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资料未曾公开，所有我们了解的内容，大多来源于一些参与者的回忆录。这也让当时发生的事件更具神秘感，尤其是诋毁程潜一事，与后来的种种安排和蒋中正的行动似乎有所关联。徐源泉为何要诋毁程潜，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够给出明确答案。虽然徐源泉在武汉会战期间归属于第5战区指挥，但与程潜所在的1战区并无直接关联。更值得注意的是，徐源泉此次到武功，并非是为了参加会议，而是因为他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失职，最终被李宗仁派人押解到会议现场。要说徐源泉与程潜有任何深仇大恨，似乎并不成立。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蒋中正是否已在背后暗中准备调动程潜的兵权，或是策划其他安排。
12月20日，蒋中正和夫人从重庆飞抵西安，次日开始主持会议。会议的流程一如既往，首先由蒋中正讲话，强调军令和军政问题。接下来，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报告武汉保卫战的过程。随后，各战区的师长们也依次做了报告，局势似乎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当轮到第37师师长吉星文做报告时，场面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变化。当吉星文刚刚介绍完自己的名字和番号时，蒋中正突然冷笑一声，指着他说道：“你就是吉星文，吉世五的侄儿，革命的爱国团长，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英雄！很好！很好！”
这番话虽看似赞扬，却充满了讽刺和敌意。蒋中正的眼神里透露出不加掩饰的杀气，场面一下子变得紧张。身为军法军训组召集人，陈调元深知蒋中正的行事风格，他立即对其他与会者低声说道：“小吉危险了！”这一反应显然表明，吉星文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蒋中正为何如此冷嘲热讽吉星文呢？
吉星文的身份和背景无疑引起了蒋中正的警觉。吉星文是吉世五的侄子，而吉世五在抗战初期被蒋中正下令处决，这无疑给了蒋中正一个对吉星文展开攻击的理由。然而，吉星文与吉世五在中原大战之后已经完全断了联系，蒋中正显然已经意识到，吉星文的抗战立场并不完全与其叔叔一致。吉星文的军旅生涯开始于他叔叔的介绍，但在经历了数次战斗后，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西北军体系，且与吉世五的联系日益疏远。
但即便如此，蒋中正依然没有放过他。他在会议上特别提及吉星文与吉世五的关系，实际上是借此给吉星文扣上“党内背景”的帽子，为日后的处置铺平道路。吉星文在卢沟桥事变中打响了抗战的头一枪，这一历史事件无疑使得吉星文成为了抗战的象征人物。但蒋中正却视其为破坏抗战大计的罪人，因为吉星文的举动打乱了蒋中正原本的抗战部署。
至于在武功军事会议上的其他决定，蒋中正似乎有意通过这种微妙的方式，不仅标明了吉星文的身份，更是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对他进行了“警告”。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吉星文的家族背景，而是他在抗战爆发初期所起的作用，打破了蒋中正原有的战略计划。
然而，在蒋中正的威胁下，吉星文并未立即倒下。他在会议后继续活跃在抗战的前线，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有机会在内战中继续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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